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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考改革 “育人”?還是“育分”?

      2017-10-31 11:31:37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本站編輯

      當前中國教育正面臨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其所針對的目標、實施的路徑,不僅過去未曾有過,更值得進一步討論和研究。

        2017年6月7日,高考大幕正式拉開,上海5萬余名考生步入考場,參加考試。據悉,今年是上海第一年實施全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實施“3+3”新高考方案。


        高考改革:“育人”與“育分”的爭奪


        “棄物理”與“不斷備考”都只是這一改革的表面影響,背后還有課程結構、教學組織、教師評價、條件保障等更多因素值得探討。


        9月28日,教育部新聞辦公室召開發布會,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會上表示,今年將繼續深化普通高中課程教學改革和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早在今年兩會期間,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也在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表示,北京、天津、山東、海南四省市將于今年9月開啟新一輪高考招生改革的試點工作,以“探索一些新的路子”。


        “要注意到‘擴大試點’這個提法,”浙江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下文簡稱“浙師大附中”)校長何通海對記者分析說,“這個意思并不是說浙江、上海的改革已經取得了成功,即便浙江、上海取得了一些經驗,某種程度上也并不意味著全國都要這么做,各地經濟、政治、文化、考生數量都存在差異,方方面面都有不同的壓力。”


        2014年開始在浙江、上海正式實施的新高考改革,在今年迎來了第一屆畢業生,吸引公眾關注的同時,也引發了不少爭論。


        先是由于新高考采取選考制度,高中不再分文理科,除語數外必須參加統考外,考生可以在物理、化學、生物、政治、地理、歷史中(浙江增加了一門技術課)選擇3門作為高考科目,計入總成績,使得較難的物理科目“遇冷”:2017年浙江全省29.13萬高考考生,選考物理的只有8萬人,僅占27%;上海的考生中,選考物理的比例也僅占30%。


        這一趨勢蔓延到了今年開始試點新高考改革的北京。有報道說,北京高中的高考規則說明會剛一結束,就有不少家長在討論“要不要選物理”。有人擔憂,這一趨勢會對中國年輕人的科學素養產生重大影響。


        其次是在新高考改革中,學生需要參加高中全部13門課程的學業水平測試、6選3或7選3的選考科目考試,兩次的外語考試,以及最后的語文數學統考,使得學生從高一就開始迎接備考壓力。在浙江的兩次選考、以最優成績報考志愿的方案設計下,在有些學校內形成了不斷考試、不斷刷題的循環。


        不過,多位教育界人士對記者表示,當前中國教育正面臨一場聲勢浩大的改革,其所針對的目標、實施的路徑,不僅過去未曾有過,更值得進一步討論和研究。


        “物理遇冷”是無解之題?


        “物理遇冷”的直接原因不是選考,而是新高考為了平衡不同學科的難度和分值,對選考科目采取了賦分制。


        賦分制,即不以卷面實際分數為考生最后得分,而是根據考生的卷面成績在全部成績中的位置,給出一個相對分數。具體到本次高考,每門選考科目卷面成績的前1%為100分,2%為97分,以此類推,以每3分為一個分差檔設置21個得分檔,直至最低分40分。


        “物理學科本身偏難,選考物理的一般都是成績較好的學生,因此導致許多成績不好的學生不愿意成為分母。”杭州市一所普通高中副校長對《中國新聞周刊》舉例說:比如短跑比賽,一組是10個速度較快的高手,另一組是10個跑得較慢的人,兩組的競技水平并不相同,但都按同樣的規則賦分,最后在兩組內排名相同的人,成績就相同了。


        這所學校在此輪高考改革前,全校有2/3的學生必修物理。高考改革后,選考物理的人數降到了不足50%。該校原本排名靠前的學生,在第一次物理選考后的賦分僅為80多分,全校物理平均賦分僅為70分。而選考了技術或文科類學科的學生,最后的賦分成績都超過了以往考試的平均成績。在此影響下,2017年9月入學的新高三學生中,報考物理的人數下降到了33%,新高二學生中,報考物理的人數更是減少到僅有60人,僅占年級總人數的10%。


        這種趨勢在縣級中學繼續放大。


        以嘉興市嘉善縣某高中為例。該校副校長對記者說,該校目前的在讀高三學生中,最初選考時還有130人報考物理和化學,但2016年10月第一次選考成績公布后,學生紛紛要求改選,如今僅剩下70人選考物理,在讀高二學生中,報考物理的只剩下5人。“我們學校物理成績最好的學生,在全省只能排到8000到1萬名,根本沒有競爭優勢,從學生到學校,當然都希望回避物理考試的競爭風險。”


        “棄物理”現象的實質,是多數學生和學校希望避開不容易獲得高賦分的科目,而主動去選擇容易取得高賦分的科目,由此形成了“田忌賽馬”式的選考策略。


        上述嘉善高中副校長舉例說,該校第一屆新高考生讀到高二下學期時,學校安排了一個成績較好的班級集體參加政治選考,最后取得了1名滿分、7名90分以上、平均80分的好成績。這個成績比2017年高考的全省政治平均分還高出近10分。


        這位副校長說,他們并不是唯一采取這種“戰略”的高中,在嘉興全市的統計數據中,選考地理的比例最高,達56.65%,第二高為政治,占比達50.51%,“因為這兩科都比較容易考”,報考物理的比例僅為倒數第二,37.22%。從高考總成績來看,報考物理比例最低的一所學校,由于采取了“文多理少”的選考策略,98%以上的畢業生都被第一批次錄取。


        這個“經驗”直接影響了后續高中生的選擇。據他透露,目前嘉興市在讀高三學生中,報考物理比例已降至7門選考科目最低,為30.44%,選考比例最高的三門仍是地理(57%)、化學(46.39%)和政治(46.29%);在新高二學生的選考意向統計中,物理仍是最冷門,全市僅有17.82%的學生有意報考,難度略低的化學也下降到了32.40%,地理、政治等科目的報考意向進一步提升,分別達到59.48%和56.20%。


        “我們只是普通高中,學生的目標就是能考上大學,與其選擇物理給別人墊底,不如選其他科目試試運氣,如果賦分制度不改變,這種現象就很難避免。”這位副校長說。


        這對物理并非弱項的重點中學也產生了影響。浙江省一級重點中學溫嶺中學校長陳才锜承認,報考物理的實際人數,的確在減少。他分析說,雖然重點中學的教學質量和成績在全省排名靠前,但非重點中學出現的“棄物理”現象,使得重點中學報考物理的學生也面臨著被賦低分的風險。


        “一共21個得分檔,1%的人得最高分,按成績算,應該主要集中在重點中學。中間檔的人最多,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學,現在普通中學不報了,重點中學的學生有一部分就可能降為中間檔。許多學生是喜歡物理的,可發現后面沒人了,也不敢報了。”


        教育界對此提出了兩種解決思路。一種是改變物理考試的賦分制度,比如將最高分的賦分比例提高到5%,吸引更多學生選考。但反對意見認為,如此會破壞高考公平,即便解決“棄物理”現象,可能還會出現第二個弱勢學科。


        另一種思路,是在高校招生環節中,增加要求物理成績的專業數量,以提高選考物理的考生比例。對此,也有不同意見。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就表示:“如果30%的物理報考比例過低,那么多少是合適的?依據又是什么?”他認為,問題的根本是給學生選擇權是不是對的。“如果是對的,就要堅持,只能做引導,但無法保證結果。”


        選考物理人數大量減少,帶來的另一個直接影響是高中物理老師面臨失業。上述嘉善高中目前在讀的高二學生中,選考物理的學生僅有5人,只需要一名物理老師上課。因此,原有的物理老師中,有兩人轉崗去教新增加的技術課,1人轉崗做了會計,還有幾個則干脆調到當地初中當物理老師。


        上述杭州市普通高中的情況也類似。該校副校長說,學校高中每年級有12個班,以往至少8個理科班要學物理,如今只有幾十名學生選考物理,這樣下去,“高中只需開一個物理班,一個物理老師就夠了,物理老師必然都面臨轉崗。”


        35種選課模式的大走班


        選考制度另一個直觀變化,是不同學生選考不同的科目,給高中教學管理帶來的難題。根據測算,浙江的“7選3”制度最多可有35種選課模式,上海的“6選3”也有多達20種選課組合。


        同時,由于浙江采取兩次選考、擇優報考的原則,根據學生對自己的成績要求,第一次選考結束后,有人會選擇再考一次,這在實際操作中形成了更多的選課組合。


        浙師大附中課程中心主任徐仲文向記者介紹,每學期選課結束,他都要帶著兩位同事用整整3天排課,同時依靠計算機輔助,僅為一個年級打印課表,就要耗掉整整一天。


        在《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試招生制度綜合改革試點方案》中,這種制度安排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學生的選擇性,分散學生的考試壓力。但在記者采訪中,由20至35種選課模式帶來的“走班”制,也讓許多學校頭疼。


        前述嘉善高中副校長就坦言,無法完成35種模式的走班,最后是學校規劃了18種選課模式,再由學生選擇,有18種模式以外選擇的,學校再做動員協調;前述杭州普通高中副校長也表示,學校條件無法保證理想狀況的走班制,實際操作中采取了折中方案,先以報考最多的兩門為基礎分班,外加1門課走班,最終實現了十五六種。


        “走班制”難以實施,一個原因是教室數量有限。在記者的調查采訪中,多數高中都將能夠動用的空間全部改為教室,但仍無法滿足需要。即便是實力較強的杭州第二中學(下簡稱“杭州二中”),據其原校長葉翠微介紹,也是將能挖掘的空教室都挖掘出來,包括圖書館、實驗室、會議室,以滿足排班需要。據他估計,實行新高考之后,學校的場地設施需要整體增加20%至30%,杭州二中已提出了校園擴建的申請,但最快到2019年才能有新的教室投入使用。


        師資力量是另一個掣肘因素。杭州二中為保障35種走班模式,為高中每年級平均配備了約60名教師,但在多數普通中學,高中每年級只有二三十名教師。浙師大附中校長何通海介紹說,在大量鄉鎮學校和農村高中,一個年級僅有200名學生,師資也僅夠保障4至5個教學班,“不可否認學校采用套餐制走班是下策,但也是無奈之舉。”


        多次選考的制度,也帶來教師需求量的增加,在地理、政治等報考比例迅速提高的學科中,教師短缺的現象極為突出。同時,“二孩”政策的倡導,許多女教師請假生二胎,又導致了師資的進一步短缺。在上述嘉善高中,以往每名地理教師每周平均上12節課,新高考后,由于師資不足,每名教師每周要上16節課才能滿足需求,工作量增加了三成。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劉清華對記者說,他對此做過測算,不論各高中每年實際選考某科目的學生規模大小,上海與浙江兩地的高中,都需要行政班數量1.5倍的教室,以及6至7個科目教師的工作量增加一倍,才能保證教學安排。


        不同的學校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方法。溫嶺中學校長陳才锜介紹,溫嶺中學根據全校師資的總體情況安排開課,比如高二、高三需要更多的生物教師,那么高一上學期就不再安排生物課,改在高一下學期開設。


        上述杭州普通高中的最大難題是技術課師資不足。該校副校長告訴記者,學校一方面增加了原有計算機教師的工作量,同時,讓校內有計算機知識背景的其他學科教師分擔一些簡單的內容,再將2至3個教學班合并上課,才勉強應付。


        還有學校向記者表示,他們的做法是向市教育局申請“臨時教師用工”人數,外聘有教師資格證的師范專業學生頂崗代課。


        “師資是個結構性問題。”一位校長向記者表示,每所學校的教師編制都是固定的,各學科教師人數也根據原來的教學需要形成平衡,但新高考方案實施后,很容易出現一門學科的選考人數突然增加,另一門又突然減少,作為學校,很難動態地應對所有變化。


        師資力量雄厚的高中則顯現出了巨大的優勢。比如浙師大附中。校長何通海介紹說,學校的師資力量不僅可以保證全部學生的35種模式走班,而且每門課程還能根據學生的學習水平開設兩到三個層次的教學班。不僅如此,根據學生興趣及薄弱環節,浙師大附中還開設了專項教學項目,如數學科目中,再專門開設代數專項班、幾何專項班等,以便更有針對性地授課。


        但即便在浙師大附中,也面臨著新高考后如何評定教師工作的問題。何通海對記者說,與高考成績、學生感受相比,教師的感受被很多人忽略了。“教師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既不能按照以往的‘唯分數論’,又不能單純地按照課時量化計算,如何增加教師在改革后的成就感和獲得感,需要認真研究。”


        育分VS育人


        同時試點新高考的上海和浙江方案,最大的差別,是上海的新高考方案中,選考只能參加一次,而浙江允許參加兩次。因此,不少評論認為,浙江的高考方案比上海“復雜了不止一倍”,也帶來更多爭議。


        在浙江方案中,每名高中生在三年中,要參加全部13門高中課程的學業水平測試——簡稱“學考”,每門科目有兩次考試機會;要參加“7選3”的高考自選科目考試——簡稱“選考”,每門也有兩次考試機會;要參加兩次外語考試;以及最后的語文和數學的統一考試。最后報取志愿時,使用語文和數學的統考成績,外語和選考科目的最優成績。


        浙江省教育廳曾多次公開解釋這樣的考試制度設計的初衷:“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學生、學校不斷的選擇中實現的。”因此試點方案著力彰顯選擇性教育理念,強調要把選擇權盡可能多地交給學生和學校。


        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樣的方案引發了一些學生高中三年始終處于刷分、頻繁沖刺的現象。比如,由于高二即可參加選考,許多學校在高一便突擊開設全部選考科目,以便學生一上高二就能參加選考。


        針對這種情況,浙江省教育廳曾在2016年10月專門發布了《關于糾正部分普通高中違背教育規律和教學要求錯誤做法的通知》,規定高一年級每學期開設課程不得超過8門,每周課堂教學不得超過26小時,并全面實施選課走班教學。


        兩次考試的設置,本意是為學生減少“一考定終身”的壓力,但在現實操作中,為追求更好的成績,許多學生都選擇考兩次。前述嘉善縣的高中副校長就表示,他所在的普通縣級中學里,多數學生參加過一次考試后,都想再考第二次,不過,“第二次比第一次考得好的人比較少”。


        即便在選考只有一次機會的上海,一些學校也安排學生在某一學期集中“拿下”某一學科的選考,后來的時間便集中用來攻克語、數、外三門主課。


        不過,南開大學教授劉清華仍認為,相比浙江,上海的整體情況仍然較好。他通過一項針對兩地高中教師的調研發現,新高考后,浙江省高中選修課程明顯減少,認為學校開設校本課程、特色課程等“數量增量”的教師,不及上海一半;而選擇“數量下降”的教師比例則是上海的3倍。


        寧波一名高三畢業生描述了她的高中生活:她所在的學校本來是按正常的教學進度上課,高二第一次選考后,突然發現別的學校在“鉆空子”,便也開始趕進度,快速講完了地理和技術,她的高二學期,整年都在“背書+刷題”;高三的最后一次選考結束后,只剩下語、數、外三門,她笑稱“好像回到了小學時代”,每天上午全是語數外,下午全部自習,“課表就像順口溜,反復出現幾個字”。


        早在2015年年底,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秦春華就在媒體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對浙江新高考改革試點改革的憂慮》的文章,其中提到:“浙江方案的一個基本假定是學生具有完全的選擇意愿和選擇能力,但在目前條件下,這一假定并不成立。”


        他說,在浙江調研后發現,學生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是能夠進入最好的大學,尤其是進入按照原本自己的分數和能力可能進不去的大學;學校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則是全體學生中進入好大學——尤其是北大、清華這樣的頂尖大學——的比例最大化。在這個目標指導下,學生很難真正根據興趣去選擇,中學也不會允許學生選擇,而是在7個選考科目中選擇本校師資力量最強的3個科目,然后將全部資源投入最能產生成績最大化的3個科目上,集中強化訓練。在這種趨勢下,學生和學校的最終目標仍然是如何獲得更高分數,而不是考慮學生真正的興趣、落實學生的選擇權。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也注意了這個現象。在他看來,新高考中反映出的問題,如“棄物理”表面上是賦分法導致的,實際是遭遇了功利文化的算計;本來是希望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目報考,現實中他會選擇最能得高分的。“SAT考試(美國學術能力評估測驗)過去一年有6次考試機會,但據統計大陸學生的參考次數是美國學生的2倍還多,只要有考的機會,很多人就會為了刷成績一直考下去。這種國情我們未來不得不加以考慮。”


        學生的自主選擇權無法真正落地,也與學生并不了解自己真正的興趣、對學業缺乏自主規劃有關。


        2015年12月的《教學與管理》雜志上,刊登了寧波市第二中學針對新高考改革下高中生選擇與學業規劃的一篇調查,其中提到,只有15.2%的高中生對學業規劃比較了解,對學業規劃認識不足或認識程度一般的高中生占到84.8%;落實到行為層面,僅有7.8%的學生對自己的學業做過規劃;面對新高考,僅18.6%的高中生愿意主動尋求解決方案并自信能夠應對,高達81.5%的高中生采取了消極或被動的應對方式。不少學生希望校方提供選科指導,幫助他們了解自己感興趣的及擅長的學科,甚至有學生認為學校應直接給出選考意見。


        江南大學田家炳教育科學學院教授杜芳芳也在同一年做了類似調查。她在浙江省不同地域隨機抽取了5所中學的500名高一學生,結果是:盡管有43.08%的學生認為新高考有助于選擇感興趣或擅長的科目,但不知該如何選擇的學生占比也高達41.32%。究其原因,31.65%的學生表示自己各學科比較平均,沒有特別擅長的科目,還有17.36%的學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難以抉擇。


        被拉大的學校差距


        新高考改革的目標是以高考為指揮棒,全面推進中國的素質教育。但對于不同學校來說,其所帶來的影響差異很大。


        在采訪的學校中,以杭州二中和浙師大附中為代表的重點高中,對新高考表現出的態度是游刃有余,不論是排課、師資或學生壓力都相對較小,新的高考模式及錄取模式,對原有的教學安排造成的沖擊也較小。


        在杭州二中前校長葉翠微的描述中,杭州二中從10年前就開始推廣素質教育了。比如高中生的“60本必讀書目”計劃,“一個美國優秀中學生一年讀多少書,二中的學生就讀多少。”他說,“高中生應該讀言情小說嗎?應該讀《資本論》才對。”這60本必讀書目與高考都沒有直接關聯,選擇標準是“人類永恒的知識”,有《論語》《古文觀止》《紅樓夢》等中國古代文學,有《魯迅全集》,有《美的歷程》,還有《莎士比亞悲劇集》等外國名著,以及不少英文原著。“這些書影響的是學生的人格形成,為他們創造豐富多彩的學習內容,更能使二中學生和世界一流中學的學生保持一致的學習行為。”


        不僅如此,杭州二中共開設過300多門選修課,組建了近百個校園社團,積極參加國際競賽,這些教學之外的活動并沒有因新高考制度的實施而有所減少。2017年,杭州二中在各類國際競賽中拿到了40多塊獎牌,包括物理、化學、生物三項國際奧林匹克競賽的4枚金牌。


        這些活動也沒有與新高考形成競爭。2017年實行新高考后,杭州二中創下了浙江省最高紀錄——51人考入清華北大,近70%的學生升入985大學。葉翠微說,通過玩調動了學生的內需,讓學生了解自己喜歡什么、擅長什么以及要做什么,從而自主決定學習的內容和節奏,達到個性發展。


        重點中學里代替學生規劃選考科目、“田忌賽馬”式的報考現象也很少。溫嶺中學校長陳才锜就明確表示:“高考改革的目的就是由選分變為選人,琢磨這些干嗎?我們沒有這么低檔次,也沒有必要。有些學校動員學生選這門選那門,人為制造緊張,是對學生的未來負責任嗎?”


        2017年高考,溫嶺中學第一批次錄取的人數比2016年增加了5%,3人被北大錄取,3人被清華錄取,全校最高分在全省排名第二。


        在浙師大附中校長何通海看來,新高考制度首先帶來的,是教師使命的變化。他說,過去,教師只要把課教好,任務就完成了。現在,教師的教學要求則細化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培養全體學生基本科學素養的通識教育;第二個層次,是針對學生所希望報考大學的需要,完成高水平的知識傳授;第三個層次,則是針對有濃厚興趣、有意從事相關職業的學生,不僅教授課本內容,還要指導學生自主學習一些課外內容。教師使命的變化,必然對中學教師的整體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


        相比之下,由于生源、師資、教室數量等限制,很多普通中學完成“大走班”都有困難,更談不上課外班和社團建設。


        上述嘉善某高中副校長舉例說,新高考后英語口語采用人機對話的考試方式,嘉善縣各高中直至2014年高考改革正式宣布實施后才陸續有所接觸,“但對于杭州的學校來說,這種方式已經使用多年,教學條件和經驗完全不在一個檔次。”正是看到了這樣的差距,一些經濟條件尚可的本地家庭,早早就把孩子送到杭州、寧波等地教學質量高的寄宿學校就讀。“不只為好的教學條件,最根本的還是理念差異。”


        這位副校長仍以英語舉例,新高考后,英語考試加入了大量的閱讀和寫作內容,這些能力根本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較大提高,只有依靠長期的課外閱讀和知識積累。“但我們小城市,資源有限,視野有限,拼不過大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與“物理遇冷”相比,更應警惕的是新高考成績區分度的降低:每等級分差為3分,起點賦分40分。有的報考科目,相同賦分的人數高達上千人。


        區別度會直接傳導到高校選材端。他以浙江“三位一體”招考改革舉例。2011年,浙江開始在省屬高校中嘗試“三位一體”招生模式,即把考生的會考成績、高考成績和高校對考生的測試成績,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綜合分數,之后擇優錄取。


        試點5年后,參與高校已由浙江工業大學、杭州師范大學兩所高校擴大到省內外54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大、浙江大學、中科大等8所高水平大學。“三位一體”招生計劃也從2011年的260人增加到2016年7800多人。


        這位專家說,“這種模式中,實際放大的是高校錄取的權力。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2016年,清華大學在浙江錄取的考生幾乎全部是通過‘三位一體’錄取的,2017年的情況也基本相同。”


        “高考出現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通過高校來解決。”杭州二中前校長葉翠微對記者說,教育事業的本質意義,就是讓一個社會的各類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優秀者可以進入高水平大學進一步學習,其余的人,也能找到人生的未來方向。


        不過他表示,“這是個過程,最終大家都將學會自我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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